刘子萱，1997年5月出生，湖北恩施人，2022年9月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仙桃市人民法院工作，现任综合办公室干部。

《当代中国纠纷解决习惯法》是一部深入研究基层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学著作。书中以田野调查为基础，通过对多个地区具体案例的分析，详细介绍了习惯法在纠纷解决中的实际运作情况，揭示了其在基层社会中的稳定性和适应性。作为一名基层人民法院工作人员，日常工作与各类纠纷的处理紧密相连，在阅读高其才教授的《当代中国纠纷解决习惯法》一书后，我深受启发。

习惯法：基层司法的“软性支撑”

在基层司法实践中，纠纷往往交织着复杂的人情与习俗，作者通过大量案例表明，习惯法并非边缘化的“土规土法”，而是基层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，它以柔性的方式维系着社区和谐。例如，在湖北某村的宅基地纠纷中，当地习惯法规定宅基地的分配需遵循家族内部协商一致的原则，这种习惯法在实际操作中比国家法更具灵活性和亲和力。在基层司法实践中，习惯法的运用能够有效缓解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，为司法判决增添“人情味”，提升判决的可接受性，是基层司法不可或缺的“软性支撑”。

双轨制：多元解纷的“协同并进”

习惯法与国家法相互补充、相互作用，从而构建起更高效的纠纷解决模式。基层法院常面临案多人少的困境，而多元解纷机制却可以有效缓解这一矛盾。例如，河北省某基层人民法庭设置乡镇级法官工作站和村级法官工作室，通过集中法官、特邀调解员和乡贤力量，利用26个傍晚时间高效诉前化解223起因土地流转引发的拖欠地租和劳务费纠纷，挽回经济损失216万元。多元解纷机制一方面利用习惯法的灵活性预防或初步解决纠纷，另一方面在司法程序中借鉴习惯法智慧，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

司法观：从“刚性适用”到“柔性关怀”

基层司法不应仅是“刚性适用”，更需“柔性关怀”，关注当事人心理需求与社会关系修复。例如，在处理一起家庭遗产继承纠纷时，法官发现单纯依据《民法典》相关规定进行裁判，可能会加剧家庭矛盾，甚至导致亲情破裂。因此，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引入了当地“子女均分遗产”的习惯法，这种习惯法不仅符合法律的平等原则，还兼顾了家庭成员的情感需求。最终，法官通过调解的方式，结合国家法律和习惯法，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，既维护了法律的权威，又修复了家庭关系。通过引入习惯法和柔性处理机制，我们不仅能高效化解纠纷，还能减少当事人之间的对抗，促进社会和谐。这种司法理念不仅符合法律精神，也契合了当代社会对司法公正与人文关怀的双重期待。

《当代中国纠纷解决习惯法》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，更是基层司法工作者的实践指南。在今后工作中，我将继续探索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融合之道，努力成为既懂法律又懂基层社会的司法工作者，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贡献力量。